1952年7月28日，新余城下了一场闷雷似的夏雨。天色阴沉，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撑着雨伞，带几名干警走街串巷清查户口。刚进兴记盐铺，他瞥见账房里蹲着一个大个子，灰布短褂，额头一道旧疤浅浅发白。黄宜蕃脚步顿住，脑海里突然闪过11年前在皖南山谷见过的那张脸。“这不是刘厚总？！”惊疑尚未出口，他已感到一阵寒气顺脊背直上。
惊人认出之后，盐粒簌簌落在木斗里，仿佛也为暗涌气息所摄。黄宜蕃并未立刻声张，只是随口同“张先生”套话。对方自称“江西吉安人”，话里却带着微妙的湘音，且不肯说明旧址亲属。黄宜蕃越听越确定，脑中那段血与火的记忆被翻出——1941年3月14日，蜜蜂洞枪声乍响，副军长项英殒命。
倒带回到12年前。1940年12月10日，蒋介石两封绝密电报飞向南京卫戍司令部，要求“迅速根除”。皖南事变的阴霾随即笼罩高岭、泾县一带。新四军军部被困时，国民党悬赏巨额缉拿叶挺、项英、袁国平。那时的枪声与迷雾，像关不住的风，往山林深处钻。
1月9日拂晓，项英率十余人从激战的茂林突围，昼伏夜行。部队七零八落，食尽粮绝。为了不惹眼，他几次裁员，最终带着副官刘厚总和数名警卫钻进赤坑山深处。山谷里，悬崖上有个“蜜蜂洞”，扁窄的石口，盘旋难攀。同行的侦察兵回忆，当时谁都断言：国民党绝不上来，这里铁桶一般安全。
项英坚信自己的副官。“这人枪法好，打游击不怕死。”他劝部下别再提疑心。甚至连难得买到的几枚鸡蛋，也被他让给刘厚总补身。同行者虽有怨意，也只能服从。可就在3月14日夜半，洞口站岗的刘厚总忽然回身，拔出勃朗宁手枪，“砰、砰、砰”三声，枪口火舌吞没了首长的呼吸。
黎明前，刘厚总摸走三把手枪和银圆，逍遥下山。遇到扛粮的战士，他还递烟寒暄：“首长打发我下山联络。”没人多想。等山上警戒班发现鲜血成河，一切为时已晚。
刘厚总认为“功劳”不小，当即投奔国民党据点，自报“击毙项英”领赏。赏金没看到，他却被戴笠吸纳进重庆特务系统。蒋介石听汇报，只留下一句“此人可用亦可弃”，便把烫手山芋抛给军统。刘厚总日夜流连花天酒地，还拿枪顶过组长脑门，终于锒铛入狱。1945年抗战胜利，军统自顾不暇，索性把这颗“废棋”打发回湖南。
囊中羞涩的刘厚总走到九江，遇到耒阳同乡陈次兴。谎称货款被盗，他混进对方盐铺当了账房。人称“老刘”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偶有酒醒夜半，也会梦见山崖上那三声枪响。1949年冬，新余解放。刘厚总自料日子难熬，便跟着陈次兴迁往新余，登记成“陈家远房表兄”。打算就此埋名立万。
没想到，一次全城清查让他现形。“刘副官，别来无恙？”黄宜蕃举枪时，店里只听得算盘珠子哗啦滚落。刘厚总口唇发白，支吾道：“你认错人了。”黄宜蕃又说了一句：“当年小礼堂，首长布置夜袭任务，你还给我递过水。”话音落下，刘厚总瘫坐在地。
短暂审讯里，刘厚总供出潜逃十一年的经过：先是打算往台湾，却被军统扣作“备查”；后在牢里混日子；出狱后漂泊到九江，靠算盘糊口。他说自己睡不好觉，“一闭眼就是那三个人躺在血泊里”。话音未落，就被铐上脚镣。
8月初，江西省人民政府审批枪决令，执行地点设在新余城郊。行刑那天，烈日正盛，街道两旁百姓自发聚集。人群中，可以听到低声嘀咕：“当年害死项副军长的，就是他？”子弹出膛，尘埃归定。阴霾长久悬在许多老新四军心头，如今才算拆下一桩沉重的枷锁。
有人追问：为何项英会如此信任刘厚总？回顾刘的履历，1928年起他在湘南打游击，外号“总老爷”，凶悍却有几分胆色。1937年编入新四军后因体力好、枪法准，很快成为副营长。项英同情红军早期游击队出身的苦命兵，对他关怀备至，这份温情却被转化成暗箭。假使当年抗大之行坚持下去，也许世事另番模样，但历史里从没有“如果”。
皖南事变已过去多年，仍能提醒世人：战争不仅比拼钢枪，还在较量人心；最可怕的不是外敌围堵，而是枕畔黑枪。刘厚总自毁长城，启示未尽。握枪者若失了信念，刀锋终将回指其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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